7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6999亿元，占当月社会融资规模8088亿元的86.5%，创年内新高。这一数据透露了什么信息？

要看清7月份这一数据背后的意义，须先看看今年1至6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占当月社会融资规模比例的变化。数据显示，1月份占比为42.1%；2月份为57.9%；3月份为41.7%；4月份是45.3%；5月份达56%；6月份上升至82.7%。从数据不难看出，3月份是整个数据发生逆转的关键月份。3月份以来，信贷占比逐月提高，6月份陡然上升，直至7月份创下阶段高点。

3月份成为今年前7个月信贷占比数据走高的转折点，并不奇怪。因为3月25日，银监会发布了旨在重拳整顿银行理财产品的《关于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投资运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即“8号文”）。从这一标志性日期开始，金融业先后迎来了对非信贷融资疾风暴雨般的各类规范整顿，包括人们熟知的银监会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加强管控的《关于加强2013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监管的指导意见》（即“10号文”）；随着债市大佬陆续落马，债市整顿在债市灰幕彻查风暴中不断升级；银行间市场在6月份出现异常波动后，商业银行加速去杠杆化……

一连串规范整顿带来的直接影响和结果是，“影子银行”中的银行理财产品规模开始下降；而企业债券融资和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也因为债市整顿和同业市场规范，从6月份开始融资额不断下降。到了7月份，随着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减少1783亿元，同比少增2001亿元；企业债券净融资461亿元，同比少2025亿元，7月份社会融资规模若减去信贷融资，非信贷融资规模已降至1089亿元。于是，一个巨大的变化终于降临———间接融资再次在社会融资规模中一枝独秀，成为全社会资金的主要供给者。

这个变化有些出人意料。因为融资渠道多元化一直被视为近年来金融改革的一个重要成果；非信贷融资规模的扩大，也一直被视为信贷融资的有益补充。事实上，正是依赖一些非信贷融资在银行体系之外提供资金，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才得到了更多满足，经济增速才未出现“硬着陆”。

现在，非信贷融资量急剧减少。这一收缩，无疑与当前有关方面高度强调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思维”有关。鉴于当前世界经济正在深度调整，国际和国内、长期和短期、结构性和周期性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在这一错综复杂的背景下，经济金融领域风险非常容易积累。正因为如此，有关方面才连续重拳出击，大力规范整顿“影子银行”体系，确保中国经济不受“影子银行”风险传染的影响。

信贷融资在社会融资中重新担当主角，意味着商业银行在当前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中将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也表明下半年的稳增长将更多依赖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然而，7月份存款数据让人忧心忡忡。数据显示，当月人民币存款中，住户存款减少3935亿元，非金融企业存款减少5925亿元。存款搬家，将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能力和规模，也将使对“三农”和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面临银行“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窘境。

于是一个难解的“结”出现了：一方面，商业银行可供投放的信贷资金正受制于存款的下降而难以增长；另一方面，信贷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中的比重不断提高，经济发展对银行信贷投放日益倚重。在此背景下，如何才能解开这个“结”？李克强总理用“优化增量、盘活存量”的思路给出了答案。

“优化增量、盘活存量”的提出并非突发奇想，而是有关方面早就前瞻性地观察和预测到了融资结构的可能变化，并因此超前提出应对之策。可以这么认为，信贷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中占比的大幅提高，是有关方面需要的结果；而一旦这个结果产生了，有关方面也马上意识到了新的问题的产生，并随之提出了对策。

如何才能盘活存量，让实体经济中的更多融资需求得到满足？工行董事长姜建清提出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观点，他认为，“人民币贷款余额达67万亿元，如果每年提高信贷周转率0.1次，缩短贷款平均期限一个月左右，相当于通过存量周转多增贷款6万至7万亿元，潜力和空间巨大。”

那么，如何才能“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无论是《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指导意见》，还是监管部门，都将目光聚焦在“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常态化发展”上。有消息显示，为了推进资产证券化常规化发展，银监会近日已主动接触证监会，推动银行的信贷资产可以作为ABS基础资产向券商转让，让券商设计的专项信贷资产管理计划产品初期可能会在上海证交所上市交易。更有报道指出，中国正在发展一个新的交易平台，允许银行向范围更广泛的投资者出售贷款资产。据悉，这个信贷流转平台将在中债登记和交割，该系统近期已经做过几单交易演示，将在银监会牵头讨论和征求意见后，正式上线。

无论消息是否可靠，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随着信贷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中占比的大幅提高，“盘活存量”已经成为当前“稳增长”背景下不得不下的一盘大棋。围绕着“盘活存量”，各类金融创新将如雨后春笋般蓬勃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