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滩最早一场金融风潮发生在何时？经历这场大洗牌，最初“抢滩”进场的四小行纷纷倒闭，仅仅剩下汇丰银行等5家外行。17日，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的国际金融史工作坊上，一部在电商平台热销上榜的专业著作《中国外资银行百年史（1845-1949 ）》作为新书发布。

就是这一场1860年代由棉花引起的金融风潮，可以从中阅览外资银行在华百年兴衰史，检视外资银行来华一个世纪的正负效应，窥见银行业本土化高质量发展逻辑。

【多口通商，棉业地产频现投机】

1860年至1864年间，随着清政府通商口岸的逐渐增加，长江沿岸各口，如南京、镇江、汉口、九江，外商可自由通商；北方沿海各口，如牛庄、天津、芝罘等也逐渐对外开放——中西贸易进入快速扩张时期。

在国际贸易不断拓展的同时，上海等地的棉花和地产投机值得关注。作为《中国外资银行百年史》著者，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现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宋佩玉认为，从国际背景而言，1863—1864年间美国内战，产棉区黑奴大量逃亡，英国棉织厂断绝了棉花供应，资本主义世界出现棉业恐慌，棉纺织业资本家“不得不向别处找寻新的供给”。

由此，印度孟买的棉花价格暴涨，英国资本迅速投入英印银行和与棉业相关的贸易投机中。棉业投机热潮传导至上海，外国商人认为“扬子江流域，天气既是和暖，土壤又极肥沃，实是一个极好的植棉区域，因此鼓励这些地方的乡下人种植棉花，并替乡下人垫付种植的本钱。”

一时间，“沿长江各地已经是一片棉田，极目无际，而且收获的成绩很为良好”。从国内背景看，1860年代初期，太平军三次进攻上海，“江浙两省绅商士庶丛集沪城”，大量涌入的难民需要安身之地，“地产交易便立刻异常发达，甚至到了狂热的地步”。“中国的商埠虽然没有像孟买那样陷入狂热的棉业繁荣所造成的无节制的情况”，但是棉花与地产的双重投机还是招致大量因投机而新成立的外资银行涌入。

【金融海啸，从英伦传导至沪港】

据考证，1860年代初期，4家资本较少、规模不大的英印银行进入上海，随即在其他通商口岸展开活动。新书认为，按照它们进入的先后顺序，分别是1861年9月13日进入上海的汇川银行（central bank of western india，成立于1860年），总行设在孟买，同年设分行于香港，随即侵入宁波、汉口、九江。

其次是利生银行（bank of hindustan，china ＆ japan，ltd.，成立于1862年），总行设在伦敦，1864年2月1日进入上海，在香港设立分行，并在汉口、宁波、九江设立代理机构。再次是利华银行（asiatic banking corporation，该行为特许银行），亦称利彰银行，总行设在伦敦，1864年8月6日进入上海，在香港设有分行。其后还有利升银行（bank of india，成立于1828年），总行设在孟买，1864年12月6日进入上海，同年在广州、香港设立分行。

这4家英印小银行，以及此前已进入中国的外资银行利用投机的繁荣，迅速增加资本。可是，昙花一现，好景不长。随着美国内战的结束，伦敦和孟买金融市场的危机迅速扩散到中国，投机银行的不稳固性立时显现。

1866年4月，伦敦两家开业不久的股份银行，即股份贴现公司（joint stock discount company）和伯纳特银行公司（burneds banking company）倒闭，金融海啸即将到来。5月10日，一家最殷实的银号，其势力和信用可以与“英格兰银行相比较”的奥弗伦格尼公司（overend, gurney and co.）以负债1000多万镑的债务而停止支付，这次倒闭事件“引起全英国信用体系的崩溃”。

由于通信的迟滞，一个多月后的1866年7月，上海、香港出现了开埠以来最大的金融恐慌，汇川、利华、利生、利升先后停闭。不仅如此，在通商口岸开办日久，且已颇具声色的其他银行亦遭到沉重打击。

这个春夏之交，汇隆银行总行止付，东方所有分行停业。随后，阿加剌银行停业，因为该行在港有大量纸币流通，这对香港金融市场打击颇大。而幸存下来的银行受到的影响则轻重不一，麦加利银行上海分行因两家大商号的欺诈行为而受到牵连，香港分行也因殖民地最有盛名的一家商号欺诈而有所损失。

【风潮过后，5家外行在华立足】

作为中国钱币学会货币史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钱币学会理事，宋佩玉教授研究认为，1866年爆发在上海、香港等地的金融风潮，导源于美国内战所引起的棉花危机，在外资银行所进行的地产投机中走向狂热，最终因伦敦金融市场上的危机，牵连多家银行停闭，过度投机的在华分行也就不能幸免。

这场风潮过后，仍在中国立足的外资银行仅剩5家，它们是：丽如、有利、麦加利、法兰西银行，以及在金融风潮中逆势而起的汇丰银行。有意思的是，在不到一个世纪之后，至1956年时，在华外资银行共有两家，一家是渣打，另一家就是汇丰。

19世纪末的香港汇丰银行大厦（资料图片）

事实上，外资银行在中国近代百年历史中复杂而重要的地位，引发若干关于外资银行的经济作用、政治作用等问题的探讨。宋佩玉表示，这部百年史尝试将历史资料与金融理论相结合，以银行相关理论作为分析框架，探讨外资银行作为新式现代金融机构其功效如何，在中国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又扮演什么角色。

“在研究思路上，力图摆脱单纯就某一方面进行探讨的旧模式，阐释外资银行在中国金融市场楔入、发展、衰亡的整体过程”她说，通过与华资金融机构所占市场份额的动态比较，更为全面深入地了解其在华兴衰的整体状况。这部近40万字的史作，也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研究成果。

题图来源：徐瑞哲

本文除资料图片外，照片均 徐瑞哲 摄

来源：作者：徐瑞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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